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欧洲各地为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，便开始大张旗鼓进行各种准备，并相继举行纪念活动，去年６月的诺曼底登陆胜利六十周年纪念，就云集了欧美各国的首脑。而到了今年，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络绎不绝：１月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，２月份德累斯顿遭美英联军大轰炸六十周年纪念，５月份的
欧洲人在认认真真地反省历史，战争的主要加害者德国更是诚心正意。世人普遍感觉，如今再在欧洲国家间谈论战争，已经有些不可思议。尽管最近由于法国、荷兰等国投票反对统一的欧盟宪法，使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暂时受挫，但曾经的敌人德法两国的彻底和解，以及这两个国家下定决心共同打造“新欧洲”，一个有着消除战争威胁和某种政治统一性的欧洲，在未来并非不可想象。
在欧洲忙碌于反省战争、致力于欧洲整合时，人们在亚洲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？特别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，又是如何表现的呢？
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耐人寻味：
今年年初，伦敦ＢＢＣ电台为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，拟拍摄一部有关前日本天皇裕仁生平的纪录片。该片的解说词脚本将裕仁描绘成一个“身体残疾、性格扭曲、智力障碍”的人，并说裕仁是“活跃的，但逃脱审判的战争头目”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直被日本尊崇为“人神”。这一纪录片尚未播出，捕捉到此消息的一家日本杂志《周刊新潮》，立即在２月９日上市的杂志上发表重头文章，向ＢＢＣ发出了强烈抗议，指责《胜利的战败之犬》节目的脚本具有极端倾向，实在太过分了。ＢＢＣ为此向《周刊新潮》提出抗议，要求它在节目播放前不要对ＢＢＣ妄加评论。而ＢＢＣ为做此节目，约请采访裕仁在位最后几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时，其秘书只看了脚本初稿就毫不犹豫否决了采访申请，理由是节目“明显要把裕仁天皇陛下描绘成一个坏蛋”。来自日本的压力并没有让ＢＢＣ止步，该片负责人表示，既然ＢＢＣ投入经费制作这个节目，就一定会继续下去。
ＢＢＣ的纪录片之所以引起日本右翼媒体的反对，乃是因为它触及了战后日本人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大问题：在那场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，裕仁天皇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他是否同样需要承担战争罪行？在二战以后日本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中，裕仁乃是一名慈祥的海洋生物学家，他热爱和平，在战争中是一名军国主义的“无辜傀儡”，并没有具体参与战争进程，因此，无需对战争罪过负责。
天皇是否真的不干预国政，没有决策能力，因而不必对那场战争负责？近些年来，随着人们对那场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有关资料的解秘，一个截然不同的天皇形象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。真理是赤裸裸的，尽管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们的抵制，但天皇密切介入战争行动，对那场战争应当负责的证据，却是越来越多，并且开始大白于世。在这方面，出版于２０００年的《真相――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》（以下简称《真相》）无疑最具震撼性。此书作者为美国人赫伯特・比克斯，娶一日本女子为妻后长期栖居日本一桥大学，自１９９１年起致力于研究裕仁的战争罪行问题，积１０年之功终写成此书。书中详尽叙述了裕仁参与战争决策的情况。从此书可以看出，二战中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，所有重大的决策都与天皇有关，而且越到战争后期，天皇的决策作用越明显。由于此书写作所依托的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手原始资料，书中对裕仁的性格、战争参与情况及二战后其罪行被美国占领军轻轻带过、“象征天皇制”在日本的建立等叙述都极其具有说服力，难以反驳。
其实，天皇参与日本重大政治、政治决策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家的一个传统。在这方面，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同样非常典型。举例来说，１８９１年，当时的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提出一项计划，拟在９年内建造１１０００吨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６艘，这一计划由于在议会占多数的民党的反对，而屡屡遇挫，最终还是由明治天皇出面下谕，通过了造舰计划。（参见王如绘著：《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》，第２８６页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版）而在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前夕，同样是由明治天皇发布特旨，启用强烈主战的枢密顾问官、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，让其恢复现役，接任海军军令部部长。（《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》，第３７４页）在１８８９年由伊藤博文起草的日本《帝国宪法》中，还曾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以直接绕过内阁统帅陆海军。而１８９３年制定的《战时大本营条例》则明确规定天皇拥有战时军令大权，国务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。甲午战争前夕在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，便首先赖于天皇的批准。（《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》，第２８８页）裕仁天皇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干预与决策，其权威与合法性，直接承自明治天皇，而其实际付诸行动的能力，不在明治之下。
不仅天皇，日本皇室与近代以来日本的现实政治，也大有干系。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，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力主向朝鲜出兵的人当中，就有时任参谋总长的陆军大将炽仁亲王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日本皇族直接担任军职的人也不胜枚举。关于这一事实，《真相》一书同样有许多披露。
虽然裕仁天皇深度介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事实已经再也明白不过，然而，拒绝认为天皇有罪的论调，在今天的日本国内仍然嚣杂。实际上，正如比克斯揭示的那样，天皇无罪论正是现在日本民族在对待过去的那场侵略战争时，毫无反省之意的一个总源头。那场被日本称作为“大东亚战争”的残杀，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，既然天皇都无须为战争负责，那么，一般民众作为执行天皇意志的仆从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追究自身的战争责任。
另外，再往深里追究，也正由于“象征天皇制”的存在和天皇战争责任未被追究，也使造就近代日本对外侵略原因之一的皇道史观，在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得到很好清理。这种文化精神使日本民族难以产生反省意识，更别提实质性的反省行动了。
按马克斯・韦伯的说法，近代以来，世界经历着“祛魅”的过程，也就是在公共生活中除去宗教神性。政治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，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。政教分离，是现代政治日益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进行组织，而非再依从传统的希伯来精神和宗教道德规范。但是，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，在这方面实际上却是逆时而动，尤其是二十世纪第二次大战的前夜，在经历短暂的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后，日本通过以国家神道教树立天皇的“现人神”权威，将国家系统重新政教合一后，国家政治中最优先的原则不是科学精神，而是对天皇的敬仰和尽忠。当宗教和道德成为政治活动的第一律令时，历史不再可以存在科学精神和反思观念。宗教信仰的特征就在于它的绝对性，绝对地排斥批评与驳难，而其合理、合法、正当与否，是自我证明的。
正是由于日本对自身历史的神化及对海外征服的“道德化”历史观，侵略也被蒙上了一层道德性的“文明开化”色彩，是以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；而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也是为了“正义”。比如，对于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的屠杀行为，根据日本官方神学的阐述乃是：“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，是天照大神的后代。日本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。它的战争自然是公正的，永不会侵略。因此，它在中国建立‘皇道’的努力，通过‘深怀慈悲的杀害’手段――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，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，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，绝不是殖民地扩张。”（赫伯特・比克斯：《真相――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》，第２３１页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）
日本是一个技术发达但科学精神不彰的国度，技术思维已经深入到日本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，可是求真求实的追求却极其薄弱。这大概是日本今天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反省的深层文化原因所在。
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，本应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历史、反省战争与罪恶的时刻，然而与此不谐的是，今年以来，日本政府却在历史问题上，屡屡伤害周围国家的感情。一会儿通过宣称战争无罪的新版扶桑社历史教科书；一会儿忙着纪念日俄战争九十周年，却绝少提及当年日本对周围国家的侵略。在塑造日本的被害者形象，恢复曾经作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历史记忆之时，来自日本内部对天皇罪行的反省之声更是稀闻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想起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的话：日本是一个“黑洞”国家，从来习惯于从外部吸收信息，但很少愿意向外透露日本自身的情况。此举所造成的日本民族的内向性，又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所指出来的那样，日本民族极其封闭，不习惯于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丑恶、不善于对自身进行反省，并习惯于隐藏自身真正的意图。这样一个日本，又如何取信亚洲邻国、并与周围国家一起，打造出一个新的亚洲呢？！
（《真相――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》，〔美〕赫伯特・比克斯著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版；《日本人的战争观――历史与现实的纠葛》，〔日〕吉田裕著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版；《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》，王如绘著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２月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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